新宝堂特约院士寻访录:黄翠芬

时间:2012-07-20    来源:新宝堂

   


     


黄翠芬院士(前左三)幼年与父母及兄弟姐妹的合影。(翻拍)



记者向黄翠芬院士的小儿子周军赠送了来自家乡的新会陈皮。周军看到陈皮,告诉记者,在陪他母亲回家乡江门的时候,也吃过陈皮。



在东海高尔夫球场,长子周哈阳让母亲推进最后一杆。绿油油的高尔夫球场上,黄翠芬与儿子的这一幕,深深地留在儿女们的心中。(翻拍)



黄翠芬院士性格坚强,早年虽然处在炮火连天的岁月,但是仍然没有放弃学习,艰难求学。她喜欢各种体育活动,曾参加岭南大学运动会铅球比赛,获得了第一名。(翻拍)



作为军事科学家,黄翠芬院士一生成就颇多。  (翻拍)


 


       5月的北京,杨絮纷飞。驱车一个多小时,记者与两位同事来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门卫大叔一本正经地叫住我们履行“盘问”程序,得知我们要采访黄翠芬院士的儿子周军,他灿然大笑:“我们都认识,不好意思啊,例行程序。”来到周军家门口,敲开门,周军一脸笑容:“你们来了。”在他的身上,记者看到了黄翠芬院士的影子。2011年,黄翠芬院士离开了这个世界。周军,这个在黄翠芬院士身边生活了近60年的退伍军人,回忆起母亲临别时候的情景,不由得眼泪汪汪。



  1 一直到89岁,她还坚持上半天班


  【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张兆山曾回忆过这样一段往事:在宣扬“读书无用论”、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50多岁的黄翠芬院士白天和年轻人一起干重体力活,日复一日,连年轻人都受不了,她有时累得腿都肿了,上床睡觉都困难。但是她仍然亲自找教材,自己准备材料,教年轻人学英文。】 


  江门日报:小时候的黄翠芬院士非常倔强,她父亲不让她上学,她就说不要她父亲交学费,自己去考取奖学金。后来她顺利拿到了奖学金,上了高中和大学。


  周军:我听母亲说,她家里有13个兄弟姐妹,她的母亲,也就是我外婆很开明,认为没有文化,很容易被社会抛弃。我外婆不认可那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我外公有点“甩手”,就是家里的事情你们管,教育的事情妻子管就行。


  而我后来慢慢发现,南方的女人,都是很坚强、很勤劳的,这从我母亲的身上就能看出来。


  我父母生了4个孩子,忙事业,又得照顾家里。我父亲是浙江人,有点大男子主义,家里的事情都不管,包括做饭、买菜什么的,都是我母亲做。


  2006年,她检查得了结肠癌;2009年,她得了肺癌。尽管如此,除了必要的休息,一直到89岁,她还坚持上半天班。


  她这个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她不跟任何人争吵,实事求是,淡薄名利,视事业重于泰山,是她一生的写照。  


  江门日报:黄翠芬院士取得了20多项科研成果,获得了很多荣誉,她能取得这么多成绩,跟您刚刚讲的南方女人的性格有没有关系?


  周军:性格决定命运。我母亲有坚强的性格,更有持之以恒的态度。在工作上,她锲而不舍;她还有个很好的团队,团队成员们很少顾及自己的利益,科研风气比较正,所以科研成果层出不穷,也就不奇怪了。她一生都反对弄虚作假,尤其是在科研工作上。


  2 教育后辈做人要正直、善良


  【黄翠芬院士的大儿子周哈阳在回忆母亲时说:“不论我们长到多大,在妈妈的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他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母亲大声呵斥过任何小辈,包括家里的保姆,家里无论大事小事,她都喜欢自己动手做。2008年,在生病期间,黄翠芬院士还亲手给他们做早餐吃。】  


  江门日报:黄翠芬院士在家里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周军:慈母,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母亲这辈子对我就发了一次火,那是我12岁的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骑车去北京工人体育馆看球,晚上12点才回来,母亲狠狠训了我一顿。现在回头想,那时候太年轻,不懂事,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晚饭我也没在家吃,六七个小时都不见人,母亲肯定急死了。母亲晚年也常给我们说起她家里的事情,比如她父亲是个建筑师,靠自己的能力,自力更生,在广州和台山都盖了房子,等等。  


  江门日报:她工作那么忙,很少有时间来照顾你们吧?


  周军:我们家4个孩子,上学自己去上,工作自己去搞定,我母亲顶多就是督促一下。上山下乡,我们去了两年,当兵我当了5年。回来了以后,我靠自学,慢慢发展。我父母始终认为学识是我们一生的财富,让我们补习功课。同时,她告诉我们说“你要正直、善良,不要求你怎么样,希望你对社会有一点贡献”。


  母亲教会了我们,怨天尤人没有用,自暴自弃更没有用,所有的事情只有靠自己。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在遭遇自然灾害的年代,母亲从早到晚,除了在家吃饭之外,都是在实验室里勤奋地工作、学习,把家里托付给我的阿娘(黄翠芬院士丈夫的二姐),让阿娘照顾我们4个孩子。


  平常在家里的时候,她也做家务。我爱人做菜做得不好,她就教我爱人做。她一直到去世前,还觉得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3 她坦然对待死亡


  【原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黄培堂谈起黄翠芬院士的时候说,特别令人感动的是黄翠芬院士患大病后的工作状态。黄翠芬院士被查出患有肺癌后,因无法手术,只能采用药物治疗,药物强烈的毒副作用使人无法忍受,她全身过敏。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住院还是在家治疗阶段,她跟前去看望她的同事、朋友和学生等谈的主要还是工作方面的事。】  


  江门日报:我听说黄翠芬院士在生病期间,还提供自己的血液作为医学研究样本?


  周军:她每一次抽血,都是抽两试管,一管放到她学生那里,作为活体上的医学研究样本;另外一管,就用来给医院化验。在她住院期间,解放军总医院有个医学人员表达了研究的愿望,这名医学人员接触到的癌症实例比较多。于是我母亲赶紧把她的一名学生叫过来,让他们两个人接头,探讨将癌症实例和研究癌症的理论结合起来。


  她一直很坚强,再大的痛苦,都不说。临去世前一个月,她疼得很厉害,吃镇痛药都没有用,药量从1片、2片、4片加到了8片,但是她从来没有喊“疼”,没有说受不了。最痛苦的时候就是不说话。她自己痛苦,但是不愿意让别人跟着痛苦,她知道自己的病情。


  随着最后几次抽血,她发现了癌症标志在不断增加,药物也不能控制,所有的手段都已经用尽。她就把我跟我爱人叫过去,说:“小军,我知道你是怎么考虑的,你一定要答应我,我很郑重地跟你提这个要求,就是放弃抢救。”因为医院抢救的时候,在任何药物失效的情况下,有很多种手段,来延续个人的生命,可以延续二三个月甚至半年,但是没什么作用。


  我母亲的考虑是,这会无端端地给国家、家属和部队增加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她说她从事医学研究那么多年,很明白在无效的情况下,这样做等于是浪费资源和生命。


  后来,我哥哥和两个妹妹回来后,她把我们召集到一起,也谈了这个问题。她也跟她的领导和同事、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的主任表达了这个意愿。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领导和解放军总医院领导的同意下,最后,我们家属签了字,就是在药物都没有效果、人深度昏迷的情况下,放弃抢救。


  在对待死亡这件事上,她一直很坦然。她是出于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身份,正视事实,尊重事实。她有时候跟我谈,一个人的生命,总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她有尊严地来到这个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也要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4 想把平生所学,回馈给家乡


  【2009年底,黄翠芬等在京的五邑籍院士、专家一行10多人回到台山市考察恳亲,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晚年的黄翠芬,只要身体允许,都会回家乡走走看看。有一次,在台山市台城南坑村,她在自家的祖屋四周徘徊,迟迟不肯离去。】  


  江门日报:黄翠芬院士回家乡的次数多吗?


  周军:江门的院士路修成后,我母亲回过家乡,并且还在自己的塑像旁合了影。


  退休之后,只要她身体允许,她每年都会回家乡一次。  


  江门日报:有没有去看过你们家的祖屋?


  周军:有一次,我母亲去南方医科大学讲学,顺便回了家乡,看了我们家的祖屋。那栋房子是座砖房,还算不错,那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人维护,但是木质结构的楼梯还能踩。


  我母亲对家乡的感情很深,一直想把她的所学,回馈给家乡。但是她是偏重于遗传基因这方面的研究,对家乡方面,很遗憾,回馈有限。


  逸闻趣事


  1 科学难题易解亲人名字难定


  黄翠芬院士与周廷冲院士结婚后,养育了4个儿女。当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起名难倒了这一对“夫妻院士”(1980年,周廷冲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想来想去就是不满意,拖了一个多月,派出所不让报户口了,要医院重新开具出生证明,才让报户口。最后无奈,周廷冲院士抱着孩子看着太阳,终于下定决心取名为“哈阳”,意思是“看着太阳哈哈笑”。黄翠芬院士说,这个名字倒是别致,至今还没见到重名的。而后面3个孩子的名字,夫妻二人就再也没有功夫琢磨了,草草了事。黄翠芬教授也不禁感叹:“科学难题易解,亲人名字难定”。


  2 大山沟里的读书声


  文革期间,黄翠芬院士被下放到河南灵宝改造。那段时间,正在开展一些政治运动,“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思潮甚嚣尘上。尽管这样,黄翠芬院士看到许多年轻人无所事事,耽误青春,就利用晚上没有政治学习的时间,给大家从ABC开始,讲授英语。当时就有人质问她这样做到底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参加学习的有些人受到影响,不敢或者不愿意学习。但黄翠芬院士不管别人怎样冷言冷语,也不怕别人给她戴“只专不红”的帽子,逐一登门去劝大家参加学习。她的热情感动了大家,后来,宁静的夜晚,在那荒僻的小山沟里,不时传出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


  3 新年聚餐会


  每年新年前后,黄翠芬院士就会将同事和学生们叫到家中聚餐。她与其他人一起,亲自准备几十人的伙食。学生们利用这个机会,常常偷师学艺。有些学生从她那里“偷”学到的手艺,至今还是家里宴请同事、好友的保留项目,如“越南饭”等。聚餐席间,大家轻松谈笑,课题、时事、趣事,无所不谈,“没大没小”,尽情欢笑。她的学生感慨:“这一个聚餐会,从今年回味到明年。”


 


科研高峰勇攀登,自是花中第一流


推动军队生物科技扬帆起航


 



2004年,黄翠芬院士等被国务院评选为“侨界十杰”,受到了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翻拍)



仔猪腹泻疫苗研究出来后,黄翠芬院士亲自与同事去养猪场,观察疫苗的免疫效果。(翻拍)



黄翠芬院士在任何时候,都有一脸慈祥的微笑,她的学生、同事都亲切地称她为“老太太”、“蜜蜂妈妈”。(翻拍)


 


       从年轻到年老,在黄翠芬院士拍的照片上,她的脸上始终都有着慈祥的微笑,她被朋友、学生们亲切地称为“老太太”、“蜜蜂妈妈”……


  年轻时,她曲折求学。学成后,她不顾美国阻拦,与丈夫一起“偷渡”回国(美国不准他们离境);回国60年,她专注于微生物、分子遗传学等领域的研究,成就突出;和人谈事情,她也“三句话离不开本行”。


  晚年,黄翠芬院士遭遇病魔袭击,患上了癌症,加上丈夫离世,她的身心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然而,倔强的“老太太”,只要身体状况一好转,便又回到单位,如往常一样上班。


  2011年,“老太太”在众人的哭声中,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这位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科技处处长、研究员郑涛眼里的“背微驼,走路很快,说话不快不慢,很慈祥”的老太太的精、气、神,却留在了这个世界。


  今年7月,原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黄培堂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述了他所认识的黄翠芬院士。1978年下半年,黄培堂开始与黄翠芬院士近距离接触,在黄翠芬院士的带领下从事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相关军事医学研究工作。


  院士小传


  黄翠芬(1921—2011),祖籍台山市台城街道南坑村,中国生物工程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分子遗传学家。1996年,她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她先后领导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分子遗传学实验室,主持引领了全军分子遗传研究中心的建设;历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全军分子遗传重点实验室主任。上世纪50至60年代,她成功研制了四联创伤类毒素、高效甲、乙型肉毒类毒素等,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70年代,她在国内率先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展细菌毒素的结构与功能及基因工程疫苗研究,研制出高效安全的幼畜大肠菌腹泻预防基因工程疫苗及人用腹泻预防基因工程疫苗;80年代后期,她开展了基因工程多肽药物研究,首先在国内获得尿激酶原基因克隆及表达,并成功改造了人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结构,为开发特效溶血栓多肽药物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她又领导建立了基因敲除技术,开展了肿瘤分子机理研究,获得了一系列与人类重大疾病相关的基因标靶。


  人物对话


  1 解放军第一个分子


  遗传学实验室


  【黄翠芬院士早年曾艰难求学,在逃难过程中曾写道:“我长久地坐在河边,回想过去几天来历尽耻辱的逃难路程,深深感到自由的可贵。”1944年,她从广州私立岭南大学化学系毕业;1949年,她获得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理学硕士学位。后来她与丈夫冲破美国阻挠回国,先是在山东医学院教学,1954年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


  江门日报:为什么黄翠芬院士会选择组建分子遗传学实验室?当时的情况怎样?


  黄培堂:基因操作技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得以实现,基因重组、转化及产物表达等获得了成功。原来仅靠从天然产物中分离纯化得到的人生长激素、胰岛素、干扰素等相继用基因工程技术获得了大量产品,使它们成为了基因工程药物。这时,黄翠芬教授意识到这是一场生物技术革命。尽管当时她已年近60岁,但她迅速抓住机遇,在“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支持下,抽调了近30名军队科研人员分赴上海和北京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开始较早的单位学习遗传工程技术,并寻找一切机会派出多名人员到澳大利亚、美国、比利时、德国等的著名学府学习。在出外学习的人回来后,因陋就简,在一幢三层楼的危房里,组建了全军第一个分子遗传学实验室。  


  江门日报:这个实验室组建时条件很艰苦。


  黄培堂:是啊,当时的房子就是军事医学科学院里幼儿园的旧址,我们自己动手,把它装修成宿舍和实验室。当时,恒温室设在楼梯底下,几条破旧棉毯成为了隔温门帘;厕所也改装成了实验室等。1982年,比利时生物化学著名科学家香川教授来参观时,感慨颇多,他说想不到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能在如此简陋的实验室里开展。  


  江门日报:分子遗传学实验室建立后,有哪些研究?


  黄培堂:当时迅速建立了多种分子生物技术,一些研究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乙型肝炎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幼畜腹泻基因工程疫苗的研究等。在乙型肝炎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实验室集中人力联合攻关,尽快制成了检测试剂盒,并经临床试验,证明它能检测患者是否感染乙肝病毒,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我们就完成了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全过程,研制成功了乙肝诊断试剂盒。这在国内当时处于领先地位,这项研究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后来,黄翠芬院士为了发挥基因工程菌的作用,还迅速开展了基因工程菌中试工艺研究等。


  2 基因工程疫苗、药物


  【黄翠芬院士留下的手迹不多。1999年,她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居里夫人对科学的献身精神,巴斯德细致观察、勇于创新的思想以及我国原子核研究先驱者的热爱祖国、淡泊名利的行动(为),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江门日报:在选择科研方向上面,黄翠芬院士很具有战略眼光,很有前瞻性。


  黄培堂:黄翠芬院士绝大部分时间是从事军事医学科学研究的。在分子遗传学研究室建立多种分子生物学技术并在应用方面取得初步成功后,她考虑总体的科研方向应是尽快将这些新技术应用于军事医学领域,应用于防治和广大指战员对于疾病的防控中,“姓军为战,军民结合”。  


  江门日报: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开展了有关人类细菌性腹泻基因工程疫苗的一系列研究?


  黄培堂:当时在军队,尤其是野战部队,是集体生活的群体,腹泻是重要常见病之一。因为当时正值对越自卫反击战不久,特别是发现前方战士的细菌性腹泻问题极大影响着非战斗减员、影响着战斗力。基于这些情况,黄翠芬院士组织分子遗传学实验室的科研骨干进行反复论证和讨论,决定以细菌性腹泻基因工程疫苗为主攻方向。对于这个研究方向,当时军内外人员也有不少异议,特别是地方一些权威人士认为细菌性腹泻当时已有抗生素可治,对其必要性产生了疑问。但黄翠芬院士还是考虑部队的特殊性,即野战部队所处环境卫生条件差,认为预防腹泻疾病发生是关键。这些课题后来都获得了国家“863”计划的支持,且取得了多项成果。  


  江门日报:黄翠芬院士曾提到在她选择研究肿瘤分子遗传学之初,不少人持怀疑态度,一方面是对她在没有前期基础的条件下涉足这一国内外竞争激烈的研究领域是否有把握感到担忧,一方面则对她选择这一研究方向是否偏离“姓军为战”的主旨方针提出疑问,您怎么看?


  黄培堂:在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和基因功能等研究进行的同时,黄翠芬院士考虑到我军担负的“三防”任务,考虑到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处于核、化、生的威胁之下,人们也有可能较长时间接触有毒有害的物质,这些有可能导致一些慢性的难防、难治的疾病发生,例如辐射损伤导致细胞癌变等。因此,上世纪90年代末,黄翠芬院士在年近80岁的时候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肿瘤分子生物学。其实这是以研究肿瘤分子生物学为切入点,进而开拓更广的视野,研究上述导致慢性疾病发生发展的机制,为防治奠定基础。


  3 强根固基,大力培养人才


  【2004年,黄翠芬院士再次写道:“要有坦荡的胸怀、清醒的头脑、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才能在科学领域中不断探索,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  


  江门日报:黄翠芬院士的学生对她的评价很高,她很重视人才的培养。


  黄培堂:当初为了建立和发展生物科技技术,黄翠芬院士抽调了近30名科研人员到中国科学院和大学的一些研究所进修,学习分子生物学技术,这其中她倾注了很多心血。她通过“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及熟人关系几经周折,联系到中科院北京地区的微生物所等单位。她并非将这些人送出去就不管了,还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了解存在的问题,并作出适时调整。这些人在进修后,初步掌握了分子生物学基本理论和遗传工程的基本操作技术,后来这部分人成为了生物工程事业的科研骨干。  


  江门日报:黄翠芬院士还经常送学生前往国外学习?


  黄培堂:她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她的多个亲属也在国外,改革开放后,她和国外联系比较多,当时我国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较深,科研环境和条件以及开展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等与国外相比,差距比较大,所以很多技术在国内难以建立。鉴于此,黄翠芬院士早期在国内培训人员的同时,也千方百计联系和安排人员出国进修。  


  江门日报:在研究生的培养上,黄翠芬院士有哪些方法?


  黄培堂:在协助黄翠芬院士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我的体会比较深。她非常重视研究生的基础训练,即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基本操作技术的培训。我们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生教学中有些我们所需的基础理论课不能开时,她就让研究生到外单位听课。她严抓研究生课题方向的选定,要求研究课题要创新,不干别人干过的事,沿着狭缝走等。


  后辈学人眼中的黄翠芬


  庄汉澜(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


  她亲自洗实验器皿


  黄翠芬院士从山东医学院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流行病与微生物研究所免疫室工作时,我很有幸成为她的第一位助手。


  当时,我很年轻,是共青团员,曾兼任院团支部副书记、院工会副主席,社会工作多,组织上常让我短期脱产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社会工作,不免影响了科研工作。黄院士为了使我免于干扰,直接向领导提出:“你们要把庄汉澜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黄翠芬院士让我们制定规划,明确研究方向。她除了参加计划的制定和实验方法的建立,数据收集、分析和总结等之外,还亲自参加实验和洗涤实验器皿的工作,保证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在她的带领下,我们养成了亲自动手准备和操作(实验)的严格作风。


  她曾在与我共同完成一个项目后,大胆放手,让我独自做项目。她让我自己查阅文献、写出综述,找出项目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确定实验方法、实验步骤,写出计划和总结,并限期完成。在实验过程中,她及时察看操作,听汇报、看数据,帮分析,提建议。有的进修生说,黄翠芬院士培养学生是“既放手,又不放手”,让你在实践中锻炼成才。她的学生满天下,并且人才辈出,取得的成果颇丰,真是“春风甘霖桃李泽,德才风范弟子颂”。  


  马贤凯(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她有使不完的劲


  我一直对黄翠芬院士非常钦佩。我记得新中国成立不久,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严厉的封锁和制裁。当时我们的实验室在市中心,宿舍则分散各地。黄院士常在下班后,在细菌系会议室给我们实习研究员上细菌生理课,很多内容是我们在校时没有学过的新知识,如当时她给我们讲的最先进的生物化学有关酶和能量代谢方面研究的情况,让我们大开眼界。


  上世纪50年代早期,在简陋的条件下,如何为解决部队和战备的需要而开展高水平的科研工作,黄翠芬院士给我们做出了榜样。那就是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创造条件,没有实验所需的试剂就从原始材料开始。例如研究气性坏疽的产毒问题,测毒素活性需要胶原蛋白,没有供应就自己提取。


  除了科研工作,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天晚上我与同事去她家,见她在外忙了一整天后,回家还要干不少家务事,她前面抱一个孩子,后面还背一个孩子上楼,哄他们睡觉,让人感觉非常温暖,好像她有使不完的劲。还有一件事就是,1961年夏秋之际,华北地区遭遇多年未见的洪涝灾害,黄翠芬院士带头向灾区捐款,而且数额不小。


 


  策划/谭乐生 钟筱村 黄创快


  统筹/傅 健 谭月韶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邓少军 张茂盛


     原文链接:http://www.jmnews.com.cn/c/2012/07/20/09/c_1256837.shtml


 


                                                                            (转载自中国江门网)